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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杰:"大礼包"心态不对 深圳只有改革开放一条路

原作者: 庞宇 戴昊彤 |原发: 投资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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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深圳,微风拂面,炎热不再,《投资者网》带着破金额高房价难题、深圳如何在“双区”(指粤港澳大湾区及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政策优势下持续改革先行等问题,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进行了对话。


“改革是深圳的基因,不改革就没出路。”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刚过不久,唐杰向《投资者网》如是说。


从1995年来到深圳算起,在这座备受全球关注的“创新之都”与特区先行城市,唐杰已经工作了25年。


虽然在多年的工作中,他集“官产学研”多重身份于一身,但学者底蕴带来的看待问题的独到角度,尤其是对于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等方面,使唐杰对深圳市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的见解更趋多元,也更加深刻。


在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之前,唐杰是一名经济学者,他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任职数量经济研究室主任,还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而从2015年仕途结束后,唐杰又回归大学,他牵头筹办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


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回想从当年破旧不堪的小渔村,发展到今天备受国内外瞩目的“创新创意之都”,深圳在市场化、国际化及法治化等诸多方面,早就成为外界公认的最优城市之一。


40年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就此止步。


所以,不管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亦或是打造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都表明深圳在国内的改革仍在持续、不断深化。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也是数十年来深圳的责任——要为中国其他地方探索出一条通往更美好明天的改革之路。


同时,人们也清楚意识到,当下的深圳也有一些难题尚待解决,比如深圳高房价是否可持续,城市发展空间不足如何破局,以及中央利好政策出台后深圳该如何实施落实?对此,唐杰给出了他的看法。


“天价喝茶费”、“抢房”、“经营贷资金违规流入”等词汇充斥着2020年上半年的深圳高房价,深圳楼市成为疫情之下的火山口,爆发数月。


此前,唐杰在接受媒体提问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建议在深圳乃至全国推广加权房价制。 他认为,如果采取加权房价制,一个城市商品房价格上升越快,就需要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才能平抑综合房价,这就会激励地方政府建设更多的经济适用类保障房进入市场来降低综合房价,从而形成发育良好的双重房地产市场。


他强调,合理的方式是,商品房和不完全商品属性的保障房两个加起来的加权价格是比较合理的算法。


探寻深圳高房价难题破解之道


唐杰进一步向《投资者网》阐述:深圳房价高是市场供需关系的结果,如果政府一味的用行政手段限制房价,就是否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长远来说就会破坏市场规则。“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让政府愿意去盖保障房。”


因此,唐杰建议用加权房价制来看待深圳的房价,也就是用商品房和保障房两者加起来的加权价格来计算深圳的房价,“保障房多了,房价指数下降了,地方政府就有积极性了。”


唐杰认为,除了建设保障房还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怎么调控?什么情况下调?用多少人管?编制从哪来?这就要付出很大的行政成本,所以如何管就是一个大的体制问题,而行政限价只是一个内部体制,其他的体制需要打破一个行政边界。”


“为什么不能到惠州住,为什么不能到东莞住,怎么就不能住呢?无非说惠州东莞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深圳好,那就把惠州东莞建设好不就行了吗?”唐杰补充,“为什么必须要在深圳的行政辖区内解决房子,深圳就这么点地,怎么解决呢?又要搞工业,又要搞产业,有人说,公园是不是可以改成住房?真把公园弄成房子,人还能住吗?公共设施都没有,宜居性都没有,那还叫城市吗?另一个循环是,不断建房子,越建房价越低,但是,如果来的人越来越多,2000万人的时候,可以多建个100万平方米,又来1000万,怎么办呢?”


因此,唐杰认为,“从道理上来讲,一个是把内在机制做好,另一个需要打破行政边界。假如惠州和东莞在边界地区和深圳的管理水平一样,为什么不到惠州去住呢?公共服务不够,那我们把这些区域的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了不就行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去做这样的事呢?”


深圳社科院近期发布的一篇报告“城市边界上的边缘城市”数据显示,跨深圳与东莞、惠州边界地区面积2421.98平方公里,仅占深莞惠区域总面积15.38%,但居住人口数量(1848.85万人)和工作人口数量(654.13万人)却占到深莞惠总居住人口数的37.74%和总工作人口数的34.82%。


这表明工作在深圳,居住在惠州大亚湾的“跨城通勤”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的两种选择,即“高房价和高通勤时间的选择”。唐杰表示,“大城市的寸土寸金表现在商业,基础设施和研究开发制造。它的土地的收益远远高于住宅,越极具寸土寸金那边商业价值越高,居住会非常昂贵,那么很多人可以把昂贵成本转换为低地价和高通勤时间的平衡。一家4口人,1个跑通勤,3个不跑,那么不跑的人在这里住,就要给他们提供优秀的基础设施。”


唐杰以德国的交通为例称,从小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45分钟轨道交通连接极为便捷,所以现在德国人基本的观念就是45分钟的通勤是个标准,一般不超过45分钟。“深圳的两条地铁线向外延伸,每延伸一个站,房价就下降,一直延伸出去,离中心越远,人口经济密度越低,房价就越低,这是经济供求关系。如果我住在惠州和我住在深圳的是一样的,但是房价低,社会保障都一样,我为什么要住在福田呢?”


唐杰强调,保障房制度很重要,加权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空间的均衡,打破行政分割,把中国的行政城市变成空间城市。“当然,这其中还涉及到一个巨大的问题是社保的统筹。目前我国医疗养老保险在很多地方还是属于县级、市级统筹,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缴费比例不统一等给全国统筹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没有一个城市能靠扩大地盘生存”


把东莞或惠州部分行政区域划分到深圳,这是市场上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这也说明不少人认为,深圳当前的发展受限于土地空间。


对此,唐杰并不认同。


唐杰表示,“为什么一定要扩大地盘呢?深圳没地就扩大地盘,这不是城市化的发展方向。那种行政化的思维和深圳40年改革开放是有本质不同的。一般而言,每个人都会口头上说改革开放好,但是等说到自己的时候,往往又说行政化好。”


唐杰强调,“这种传统观念是不可持续的,而城市化一定要可持续。就是说,没有一个城市是靠扩大地盘可以生存的。城市只能扩大经济辐射区域,怎么能扩大行政管理范围呢?它不是一个概念,这些观念理念上都不是一个城市化的思路。”。


为了更好地阐述这一观点,他提及美国东部以纽约为核心的都市圈。“我经常去给别人举例子说;纽约有多大?850平方公里,750万人。美国东部以纽约为核心的都市圈多大呢?15万平方公里,6500万人。 纽约航空区,以JFK(肯尼迪国际机场)、EWR(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为核心,向下规划5级,占了美国1/3,这就是一个大都市的影响力”,唐杰说道,“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从集中变成扩散,从1个城变成2个城,变成3个城,城的功能也不一样,有大城小城中等城市,这就是城市化的一个过程”


回望历史,“城市化的过程是个绵延的过程”,唐杰就此表示,城市人口经济密集度越高,就会面临越多的问题,比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这是不可避免的。从国际经验看,其实发达经济体早年处于与中国目前相似阶段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他又以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为例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东京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政治及经济地位成为首都圈的超级核心城市,但这座超级都市很快就面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大城市病”问题。日本政府进而对东京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统一规划,在主城区建设若干个副中心,分散首都功能;在近郊及周边地区建设卫星城市,缓解中心人口过密问题;强化各城市之间的分工与联系,缓解中心城市压力。于是,城市中心部的人口开始逐渐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在郊区居住在城市中心部上班的常态。


“东京有多大?东京市就是2400平方公里,跟深圳也差不多大的。就是说,没有一个城市是靠扩大地盘可以生存的。”唐杰认为,对于深圳来说,加强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通过轨道交通的建设来拓展城市空间,形成一个城市群,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缓解核心城市过密的情况,“但这个过程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涉及了多方面的深化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目标,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


肩负战略性改革重任的深圳再出发


今年恰逢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


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以下简称“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方案中所提出的27条改革举措,主要围绕着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特区立法、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完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等方面来进行改革。


从改革试点方案的内容可以看出,与40年前定位为经济特区不同的是,如今深圳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任务,改革内容不只是经济,而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率先完善各方面制度,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不管是在政策发布之前,还是发布之后,这一改革试点方案普遍被视为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大礼包”,唐杰表示,改革试点方案的颁布,意味着国家希望深圳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标杆。


唐杰对《投资者网》强调,“深圳当下仍要做战略性的改革,同时,要具备可复制性,这是最大的任务。所以,我认为这次中央给深圳的政策都是任务,并不是礼包。”


唐杰强调,真正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深圳未来进行战役性改革所需要坚持的路线和方向。“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是深圳20多年来的重要发展标签。这也是总书记亲自给深圳的肯定,这是个什么道理?这意味着你要沿着这条路走,然后不断给全国其他城市树立榜样。”


唐杰强调,深圳此前的经验是“不改革没出路,必须想着办法改,只要往前改,就会有出路和收益。改革的时候还不能够乱改,需要有系统性,要成体系,这就是法治化,法治化就是把改过的东西变成立法。因此,深圳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事是找市场找法院,不会来找市长,这就是法治化。 ”


“深圳的改革开放对标的是国际化大都市,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唐杰坦言,“这好比当年中央政府给特区讲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未来仍要这样。 相比当年,深圳要解决现在面临的难题变得更多了,越往后发展,难题会越多。因此,深圳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战役性、战略性的改革。”(思维财经出品)


(编辑: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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